28幢原有一位老干部，原本已经分配了启真名苑的房子，但世事难料，老干部在分房时由于脑中风去世，便失去了分配的条件。老干部留下夫人一位，老夫人在聊天中透露，老干部去世后，同住的儿子就将房子重新装修了。需要交待，老干部总有一子二女，子女均有自己的房子，且都不止一套。在儿子装修房子的那段时间里，老夫人住到女儿处。熟知等儿子将房子装修好后，老夫人回到家里，却发现没有了她的住处。三室一厅的房子，一间作为儿子媳妇的住房，一间作为外孙女的住房，另外一间做成了书房，唯独没有了老夫人的住处。现在老夫人暂时住在外孙女的房间，而外孙女和媳妇住一间，儿子睡在书房的沙发上。老夫人心中不忍，便到楼下与邻居们述说。

想那现时人们为房子纠结，房地产飙价让国人心急如火，但也有人动轧两三套房子，日子过得好不惬意，就象那老干部的子女。然而不管如何，让老母亲上无片瓦，下无寸土，于情于理都不为所齿。

阿弥陀佛，当左邻右舍郡情激昂纷纷加入声讨队伍时，老夫人幽幽地说，媳妇还要她交500元一月的伙食费呢。

装修自然得找装修公司，但也知道装修公司其中道道也挻多的，比如单是设计成本就是总成本的百分之十，而且装修公司的施工人员，也就是所谓的游击队，等等等等……于是儿子先找原来的同学王智超打听，小王知道后立即表示愿意接下此活，鉴于大家是熟人，也就同意下来。

小王所谓的公司，其实也就是有一批装修人员，因为和小王接触的时间已经比较长了，大体了解小王的秉性，我们也不签合同，都是以口头协议为基础。

首先工确定的是装修价格问题。其实装修的道道实在太多，装修到什么层面，价格的差距是很大的。为保证节约资金，我自然是先报一个很低的价，小王衡量后说大体要超三分之一左右，这样我们也就有底了。协商后确定，一些大的材料如地砖、地板、橱框等，由我们先看好材料和价格，由小王负责在我们看好的商行进货，余下来我们就不管了。实际证明这是一个不错的方案，省去我们拉货、退货的许多麻烦，至于其中小王能再砍多少价，那是他的本事，我们就不管了。

装修公司确定好以后，首要确定的是装修风格问题。这一道关是许多装修家庭忽略甚至根本就不懂的，结果装修后不伦不类，视觉效果一点都体现不出来！好在我们一家在风格的问题上基本保持了一致，确定为北欧风格。这使得最后完成的作品有一个很好的效果，无怪乎郭敏莉的同事张琼珠说：“你们的设计师尽赶（杭州话，非常的意思）好！”我笑对她说我们没有设计师，设计师就是我们自己。说来也是，看过一篇文章，有个知名设计师说100平方以下的房子根本不需要设计师，更何况儿子和我都有不错的设计理念和水平，何需再找什么设计师呢？具体来说，我们的北欧风格，就是以红白为基本格调；细节简单大方，不做小块文章。

2009年5月28日是，也就是传统的端午节，装修人员小吴（很可惜我至今不知道他大名是什么，只是把他的手机号码存在我手机上）一声锤响，算是装修开工啦。随着装修的不断深入我们非常庆幸小王手下的一干人等确实是非常不错的（除个别人以外），有技术、认真、负责。并且通过这次装修我们也学到了许多这方面的知识。比如，小吴一再说你们的房子以后是要给儿子做婚房的，不要太马虎了，从他嘴里我知道是什么是简单装修，什么是常规装修，什么是豪华装修。小吴给我们确定的是常规装修，这个原则的确非常正确，既保证了装修的质量，也确保了不浪费资金。打比方说，我们的电路并没有全部重装，是在原有的基础上增加了部分线路，因为我也知道，就电线而言，原有的线路是2.5平方的，已经确保安全，如果全部重装只能是浪费资金。我们告诉小吴，郭敏莉的朋友装修电器报价是一万多，小吴说简直是扯蛋。

 杭州的天气过了5月份就大热起来，6月15日我又去上班，督工的任务就只能是交给郭敏莉去了。其实到以后也不承在督工的问题，小吴、木工王师傅是根本不需要督促的，认真负责的精神只能令人敬佩，只是郭敏莉天生是劳碌的命，一天不去就会浑身不自在，所以只有由她去了。

随着工期的一步一步深入，逐渐能看出设计思想的端倪来了：雪白的瓷砖、雪白的洁具加深红色的台盆、独格特色的射灯，突现了明快简洁的卫生间。厨房也是相同的风格，白墙加深红的橱框，色系统一而简约，与卧室客厅的大红墙纸形成呼应。

现时的装修少了个性化，使呈现的效果千篇一律，在这点上我们有意识的注意到了。整个大厅采用浅桔红的仿大理石抛光砖，周边是深褚色的走边，色采明快通透。房间地板选用了一种称之为“温馨春天”的米黄色带水波纹的高档地板，水光瀛瀛，尤如荡漾在春天的湖面上。墙面是米色的，比之那种没有生气的纯白色墙面更加柔和谐调。

其实作为设计人员，有的时候并不能很好的把握整体的装修，到是那些经验丰富的装修人员能提供更多的思路。木工王师傅为我们打造的鞋橱，是采用百叶窗的形式，在其它的装修中可以说是比较少见的，由于精心加工的鞋橱处于一进门的地方，非常显眼，自然提高了整个房子的品味。厕所、厨房采用的是玻璃移门，既节约了空间，也提高了美观。

整个装修最后一道环节是灯具的选择，灯光起到点缀的效果。在进门的走廊上我们采取了灯具老板的建议采用明亮的水晶灯，寓意亮亮堂堂。客厅的灯采用鸟莫道不消魂巢式的顶灯和挂灯，灯光一亮墙面呈现出缕缕树影，洽似“舒影横斜水清浅”。背景墙采用可以自由转动的牛角灯，灯光错落有致。房间的灯采取是带“心”形的水晶灯，大小适中，温馨浪漫。主卧室的床头灯洽似两盏皇冠，雍容大方……

装修中有许多值得注意的问题。比如墙面如果只是简单的刷白，不久就会产生裂纹，而装修公司为了节约成本往往不会向顾客说明，等出了裂纹又会找出各种理由来推娓，这种情况几乎每一家庭都会出现。所幸我们和小吴基本上已经成为了朋友，他再三向我们说明，在我们提供一定的资金后，他们把原来的墙面几乎全部铲过，再用网格布用胶水蒙上，几乎杜绝了产生裂纹的可能性，用他们的话说这墙面就象是长了一层肉一样的。

所幸我们没有相信所谓大公司的名气，所幸我们遇到了一群诚实的装修人员，所幸我们对设计没有随波逐流，所幸我们采取了先紧后松的资金策略，所幸……

我家住的房子是1982年父亲蒋礼鸿由杭州大学安排的教工宿舍杭大新村27幢60号13室。当初搬进去时一直没有装修，那时也没有这样的风气，只是简单的将一部分墙面刷成浅蓝色，地板由红漆刷了一下。这样的格局一直没有改变。原因是母亲在父亲去世后住进杭州市福利中心，我们一直保持着她的房间，期望夫人郭敏莉退休以后再将她接回来。

可是母亲并没有等到郭敏莉退休，在郭敏莉行将退休前两个月，母亲就病重并且离开了我们。接下来岳母中风以后一直住在医院，郭敏莉跑了两年的医院，她的母亲终于也离开了我们。

郭敏莉是个极喜爱干净的人，房子原来就没有装修，再加上住的年代久了，不免肮脏。2008年夏季到来前，我们终于下定决心把房子简单的“装修”了一下。其实这个装修也算不上“装修”。厨房厕所是请人来搞的，化了9000元钱，算是包工包料；房间的电气、墙面粉刷是自己弄的，地板用了每平方50元  钱的强化地板铺就。不管怎么说，也算是焕然一新啦。

有了这样干净的家，自然要保持好卫生。于是乎郭敏莉每天打扫卫生不遗余力，擦桌子抹地板一样也不少。尤其是抹地板，她都会拿着毛巾跪在地上一丝不苟擦上半天。看着心痛，我自然也不好袖手旁观。

但是几次下来，不光是气喘吁吁，且双膝生痛生痛，着实是受不了。我虽不能象孙子因膑刑而始有《兵法》，但也从膝痛中总结出一套擦地的方法，感觉到能将这一方法提供给喜爱干净的主妇，也算是对保护环境作一点点小小的贡献。

其一：在擦地板以前先要将桌子、门窗擦干净，这是郭敏莉的要求，是为了防止擦地面后有灰尘落到地面上。

其二：先用扫帚将地面的灰尘打扫干净，因为如果不将灰尘打扫干净，用抹布擦除会非常的困难，这些灰尘很难老老实实粘在抹布上面，增加了工作的难度，这也叫作“磨刀不误砍柴功”罢。

其三：在擦地的时候，如果向前擦（爬），膝盖会非常的疼痛，但是如果倒着擦膝盖几乎不会感到有多大的痛处，而且倒过来，只要用左手轻轻一推，身子就会很快向后滑行，速度和效率都比前行快得多啦。

其四：擦地板时往往穿拖鞋，这时候要将脚尖向地，鞋子就不会时时脱落下来。因为鞋子如果脱落下来，造成麻烦，会影响擦地的速度。

所谓总结了这些方面，其实也是说明任何事情都有它的内存规律，人只要时时注意就会改进方式，提高效率。再有一点就是：做事往往小节决定成败，绝不可轻视小节。

以前听说过一个故事，国民党元老于右任是著名的书法家。时下人们不太注意卫生，在他工作的院落有人为图方便，竟在院内随地小解，他看不过去，便在小解之处张贴布告一张，谓“不可随处小便”好事者贪图他的书法，将此布告盗走，并颠倒字的顺序，做成“小处不可随便”的条幅，倒也十分的贴切。

由于清政府的无能，除部分资料被政府收集外，遭到了英、法、日、俄罗斯等帝国主义分子的略夺，资料散落在欧洲等各地，成为“吾国之伤心史”。

二三十年代中，我国许多著名学者对流落在外的资料进行了不懈的研究，有姜亮夫、王重民、向达等人辗转欧洲收集抄录了大量的敦煌资料并加以研究，建国以后国内许多学者也加入到对敦煌的研究之中。随着国家的改革开放，学术研究达到了空前高涨的地部，敦煌学这门“敦煌在中国，敦煌研究在国外”的显学，已经改变了“伤心史”的地位，成为中国学者研究成果的骄傲。

我自幼常常听父亲蒋礼鸿讲述敦煌的故事，“观音菩萨”、“九色鹿”、“飞天”这些敦煌文学中的素材使我从小对敦煌心向往之。然而当时我并不知道父亲正在为解开敦煌之迷进行着巨大的努力。

也许是敦煌资料中那些非官方的“俗”资料更能引起父亲这位贫民子弟的兴趣，他很自然的把研究的重心放在对敦煌资料的研究中。

父亲蒋礼鸿出生在浙江嘉兴的一位城市贫民家庭中，听父亲说起过我的爷爷叫蒋洪，奶奶在旧社会是没有大名的，叫作蒋陈氏。爷爷靠缝纫和其它一些手艺维持家用，据说他是能一掌辟开十几块砖的。父亲共有六位兄弟姐妹，他排行第五，称为五弟。父亲年幼时就显出对读书的天份，因此亲威们就说一定要培养他读书。靠借债和爷爷微薄的收入，以及父亲在教会学校的奖学金、勤工俭学一路从嘉兴秀州中学、杭州之江大学（均为教会学校）读到大学毕业。

听妈妈盛静霞说，父亲最初对敦煌的研究还是因妈妈而起。那时候妈妈担任中文系研究生班的班主任，她在上课时要讲一些古典文学（母亲是研究古典文学的）作品，其中敦煌文学也是她所讲的内容之一。由于对敦煌文学中一些典故不太清楚，她就向父亲请教，由此父亲就很认真的研究起敦煌学来，从而一发不可收拾，成为他毕生的一个重要研究方向。

父亲对每件事都是非常认真的，1959年他出版了第一版《敦煌变文字义通释》，此书虽然只有五万七千字，但是已经引起敦煌界的重视。此后他觉得还有研究的必要，就一次又一次对此书进行增补，直到他去世后，历时三十七年，共出版6版，字数也增加到四十万五千。

我想这本被誉为研究敦煌的必备之书，称之为“撼山易，撼《通释》结论难”（杭州大学历史系教授徐规在蒋礼鸿追思会的书面发言）的著作，是父亲一生心血的积累，依我的理解，父亲能达到这样的成就，大致有以下几方面的原因。

首先是天资聪慧。父亲记忆力极强，据说在中学时有位同学做了一首诗，教师要他写在黑板上，他竟然忘记了下半部分，父亲当场走上讲台，把那下半部分写在黑板上。父亲说过做不做卡片是无所谓的，卡片订起来就是本子，本子剪开来就是卡片。但是他亲口对我说过，如果把卡片一把火烧了，我不就什么都没有了吗？所以父亲凭着超强的记忆力，把读过的经史子集都深深的留存自己的脑子里，直到晚年他还能轻易说出某某诗词在什么书集之中。超强的记忆力使他在研究工作是游刃有余，起到事半功倍的效果。我也曾经问过他怎么样才能提高记忆？他说理解了就能记住了，但是我始终没有达到这样的境界，也许这就是他和常人的不同之处吧。

离不开勤勉好学。父亲曾经作过一次谈话，曰《读书隅见》，他在这里说：“时间是一个问题，我觉得唯一的方法只有抓紧时间，才能打好基础，尤其要抓紧三十岁以前的时间，因为这段时间精力充沛，记忆力又强，又有条件把精力集中起来，三十岁以后，工作、家庭等问题都出来了，头绪纷繁，思想也分散了。吴草庐的诗道：‘拳拳相勉无他意，三十年前好用功’是很有意思的。”当然这是他对年轻学子说的，不等于三十年后就不要用功了。

每个成功的人都离不开勤奋，父亲也是一样的。要研究汉语史就要掌握有汉字以来的资料。有上海古籍出版社王海根先生曾经作过一篇《<敦煌变文字义通释>评介》，文章中说：“蒋先生在撰著《通释》、反复增订的过程中，阅读了数百种资料，其中包括多达九百卷的《全唐诗》、二百卷的《旧唐书》、一百卷的《法苑珠林》、五百卷的《太平广记》、二百九十四卷的《资治通鉴》等大部头古代典藉，用力之勤，今所罕见。”映象之中，父亲除了上课外，总是坐在他的书桌边看书。那时我还年幼，春节的时候他也是把自己关在书房里看书，直到喊他才出来吃饭。到了晚年，他也每天工作到晚上十点半以后，从没有改变这样的习惯。

重视研究方法。记得曾经在博客中看到，父亲以前的学生描述父亲上《工具书与目录学》时曾说：“我现在教大家一门有限偷懒法。”一下子把学生的兴趣引导上来了。作为汉语史、语言文字研究者，其实有许多研究方法是和自然科学有很大的相同之处。如训诂学研究讲“孤证不立”就和数学研究的“充分必要条件”有异曲同工之妙。父亲经常阅读当代文学作品如《金光大道》等，我小时候不解就问他，这和你研究古汉语有关系吗，他说有些古文字的解释可以和现代文字联系起来，这也和数学研究中的“反证法”相似。由此可以看出，他们这一代学者讲究的是厚结薄发，将不同学科的研究方法融会贯通。

同样父亲虽然是研究是中国文化的，但是他也不排侧西方文化。杭州大学中文系教授王维贤就说过：“蒋先生是当代最有成就的训诂学者，是清儒乾嘉学派的继承者和发扬光大者。但是他熟悉西学，对西方语言学采取宽容、尊重和借鉴的态度。他这种学贯中西，兼容博采的朴学精神，值得我们永远学习。”

对于现代科技的宠儿“计算机”他也的自己的看法，他对一位学生说：“先进的科学工具固然要好好利用，但是电脑永远代替不了读书。”

诚实。也许谈到做学问和“诚实”没有多大的关系，我却不认为是这样。中国历来是讲“道德文章”的，如果没有实是求事的态度，研究成果就会变成欺世盗名的手段。这在现代社会中也许不会得到很大的认同，每年研究成果无数，学术一片昌盛，但是真正经得起考验的却恰恰是经得起时间考验的。父亲一贯提倡“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虽然他解决了敦煌文献中许多问题，但他还是在著作中提出《待质录》，说：“变文中不能解释的词儿，汇记如下，期待大家指教。”正是这样一种诚实的态度，才使他三十七年如一日，不断在敦煌研究的艰难历程中前行。

诚实是一种态度，如果诚实仅仅是表现在学术研究上，那是不可能的，只有在现实生活中点点滴滳的体现出来，才能贯穿到学术研究中去。日前父亲中学时的好友钱克仁之子钱永红先生到杭州，我与他有过一次谈话，他说钱克仁先生非常佩服父亲，说他是“没有到过敦煌的敦煌研究者”。我记得有一年在敦煌召开学术研究会议，父亲并未前往，我问他为什么不去？他说我研究的是语言文字方面的工作，与到敦煌实地无多大的关系。

父亲在敦煌研究中付出了一生的心血，他像丝路中那一丝不起眼的花雨，浇灌了敦煌大漠的干渴。他生得坦然，死得令人难以忘怀！他那死后捐献遗体的行为，在2006年母亲盛静霞捐献遗体时再次让人素然起敬。

记于2008年冬至（民间冬至有扫墓怀念先人之习俗）。

本人有幸自2007年6月份参加《FTF》信息专刊筹建工作，并从2007年9月份出刊第一期《FTF》，直至2008年9月4日出刊至第46期专刊。2008年9月5日，投资方决定停刊整顿，意味着《FTF》在投资方的运行已告段落。

一年多来，在《FTF》也曾投入许多精力，但未遂人愿，最终看到不愿意看到的结果。在《FTF》期间，深感接触到的是一个非常有趣的组织，有许多经典值得回顾，遂萌发了写一篇短文，也为曾经在《FTF》工作过的大部分同仁留下一点记忆。

有话云：“天作孽尤可恕，人作孽不可恕！”《FTF》虽然遇到各种各样的问题，包括外部的、内部的问题，但本组织种种不东篱把酒黄昏后作为是导致最终停刊的一个重要原因。这些种种的不东篱把酒黄昏后作为和愚昧无知颇令人回味，姑且称之为“天作孽之黑色幽默”吧。

默之一：“突然明白‘突然’是怎么回事了！”

组织同仁在QQ个性签名中如是说：“突然明白‘突然’是怎么回事了！”其实这个突然并非突然，因为任何组织在经济活动中，都是以经济利益为最大追求的，《FTF》一年来收益甚少，本来就预示着前景不妙。如果说一般的小年青感到突然还就罢了，但是整个组织内部大多数人都心安理得，以为投资方会不断砸钱扶持这个“阿斗”就怪了！当然也不否定有许多同仁一直在为这个组织努力，但是位底言轻不为重视，组织内部没有一种民瑞脑消金兽主风气，不听取众人有益的建议，未能统一思想，导致思路混乱、管理形同虚设、不完蛋那才怪了。

默之二：一年换了七任营销总监

《FTF》一年之中换了七任营销总监，平均任期不到两个月。其中最值得回顾的有四位营销总监：

总监之一，该总监原为《安徽市场导报》副总经理。当时本人作为组织办公室主任一职，在浙江省人才市场与她接触并推荐给总经理。而后该总监之一因为在合肥的母亲身体不佳回家省亲，本人一直与她保持手机短信联系，最终她以“知遇之恩”同意加盟本组织。

总监之一由于是在报业担任高层领佳节又重阳导，到岗后组织任命她为副总经理。总监之一在《FTF》确实也起到了一个管理者的作用，其中最突出的是建立了业务人员的《日清表》对业务人员的日常工作进行跟踪和管理，但以后几任的营销总监却没有一个是象她这样管理的。

总监之一还组织了两次推广活动，不管效果如何，但是总体思路是有的。当然总监之一长期位于领佳节又重阳导地位，做事比较主观，引来了一些同仁的不满也属正常。

最终总监之一由于和本组织思路不同，炒了组织的鱿鱼。

总监之一2008年元旦提出辞职，至春节前两个月，组织以快要过年了，对已经物色好的总监之二提出在春节后上岗，总监之二总任职四个月后被组织请辞，前后总共半年时间。

一个项目如果运营半年还没有进展，可以视为不东篱把酒黄昏后作为。应该说组织在对总监之二的使用上根本没有一种紧迫感，导致现在的结果也就不足为奇了。

总监之二在任期间搞过一个《营销部业务制度》，该制度的草案本人也曾浏览过。对本制度我曾经提出该制度对普通业务人员作出一些规范，但对营销总监、营销主管没有要求，当时我的建议未被接受。事后在营销部讨论此制度时有业务员提出，完不成指标业务人员有扣款，总监有什么处罚？

总监之二其实并不是搞营销出身，在他进入组织前我曾经和他有过电话接触，但不知组织人事部门怎么会把他以营销人才引进的？这里突现了一个对高级管理人员引进缺少背景调查的问题，人云亦云，草率决策。总监之二有一次回组织办理档案之事，我和他聊起，他最终也承认是对总监的平台感兴趣，也虚心接受我对他在营销总监职位上的不东篱把酒黄昏后作为的意见。

总监之三，他在进入组织的时候就宣称只干三个月，据说此人在西安曾经搞过一份DM，本组织是因为看中他搞DM的经验才邀其加盟的。其实明眼人一看便知，他只是把《FTF》当作一个了解摸索市场的一个跳板，而后再成为《FTF》的竞争对手。正值《FTF》停刊整顿之际，却是他的《杭州生活向导》创刊之日，岂非绝妙的讽刺？

总监之三在任期间，大肆招聘业务人员。一日有两位小姑娘前来找人事主管，本人问她们：“你们是来应聘的吗？”她们说：“不！我们是来辞职的。”一个组织，其中的人员进入却无人清楚，可见管理之混乱，晕！

总监之三离职之后，在他的电脑里发现大量的裸体女人照片，此乃题外话。

总监之四，本人有幸看过总监之四的应聘简历。简历中既无任职单位的详细名称，也没有任职的具体时间，32岁还是共青团员身份，这份无厘头的简历也能成为招聘依据？简直是滑天下之大稽。试想如果要对此人做背景调查，如何着手？

本来走了营销总监，招的还是营销总监。但是总监之四的名片上印的却是“运营总监”。有人说凡是有“运营总监”的单位都是搞不好的，因为“运营总监”的职位描述如果不清楚极易造成管理混乱，此话也有一定道理。

总监之四上任以后，销售量下滑，与他的思维方法有很大关系。

默之三：“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

这是一句大跃进时代的宣传言，不是这个时代出生的人也许不太了解。这个时代还有一幅宣传画，画面上一个小孩站在丰满的稻穗上，表现粮食的丰收。

《FTF》后期，提出一种观点，在原来的24版基础上增加到48版。对于这种观点，一部分同仁提出反对的意见，包括本人在很多场合都明确提出反对意见。

《FTF》出刊一年来，广告收益远远没有达到理想状态，从版面的安排来说，24版也没有达到需要增加的地步。作为总监之四却不顾客观现实，要强推48版并提出建议要投资方接受。作为48版的内容，总监之四拍胸脯保证，最好的一个例证是，出版45期时，因为种种原因，营销部门据说已经筹集好48版中的17个广告版面，要压缩到24版中间去，结果本人满打满算广告版面也只有10个版，如果真要是搞48版，会当即泡汤！

默之四：“我们的读者是农民工！”

首先申明，本人对“农民工”并无恶意。以我的看法，那些离乡背境来到城市的人们，是现实意义上“出生在农村的工人阶半夜凉初透级”或者说是“新市民”。

开创之初，本人就提出我们的报纸是为谁服务的，我们的读者是谁？我觉得如果报纸定位没清楚，读者对象搞不清楚，报纸是办不好的。当时组织内却有人说我们的读者是“有需要的人呗！”再问她：“你这不是废话？有需要的人是谁？”于是就有了“农民工！”

我不否认办一份“民工报”是一个不错的主意，但事实上作为投资方也好，作为组织内部大多数人的观点，这份《FTF》并不是要办成一份纯粹为民工服务的报纸。

本人曾经介绍浙江大学城市学院的传媒学院院长张梦新与组织领佳节又重阳导交流，张提出搞一个关于《FTF》课题研究，最终因经费问题没有进行。其实与其一期一期亏损，不如将这些亏损投入到课题研究上。当然课题研究成效如果当作别论。

本人也曾经提示过组织内的一些年轻人搞一个市场调研，初稿也出来了，但是依现在的情境是没有可能进行下去了，令人扼腕！

默之五：榜样的力量是无奈的！

在组织初创之际，也曾经提出过“企业文化”的思考。在现实中却没有很好的考虑。本人曾提出“打造铁军，智慧取胜！“的企业文化，惜未被采纳。

当初出刊时，组织要求大家到市面上去散发报纸，本人最多一期散发了500份报纸，结果被发行部门定为指标。可是作为很多的年轻人，指标却没有我这个五旬老头多，如此怎能实现增长？本地市面上有《堂堂广告》业务人员的发行数量大大超出我们的指标，我们怎么和对方竞争？

开创初期，我作为办公室主任，对那些出工不出力，不执行卫生制度的人多有指出，以后办公室主任一职消亡，我也懒得去管。无奈之下，我只能在会议上提出“榜样的力量是无奈的！”

默非默之：生活还要继续，往事随风而去！

9月12日投资方召开清盘会议，除个别人员外均签署离职协议，清理物品后，离开公司。不想再多说什么，一年来的经历原本可以写一篇小说，但已经没有这样的心情了。祝愿那些曾经共事过的同仁，尤其是那些可爱的年轻人，前途无量，一路走好！也希望那些身居领佳节又重阳导岗位的同志好好反思，为今后能把握好事态发展的前途作一个好的决策。

不想再一一指出曾经风雨同舟的同仁姓名，我会在心里记住他(她)们的，生活还要继续，往事随风而去！

本人生性亦懒，对眼前发生的事实经常疏于思索。然因为混出个数学本科的文凭，对逻辑思维还有那一点点DNA，加上接触到一些具体情况，谄议几句，寥作心得，博人一笑。

自去年加入《FTF》报纸，也曾想尽自己一份绵力，然一年的努力下来，感觉收获甚小，要作一个全面的反省，由于内部意见不一，很难形式合力，以本人的能力也非胜任，只得停留在纸上胡诌一翻。

《FTF》最初是参考了一份名为《手递手》的报纸，还有一份读不懂的俄罗斯报纸。

问题最先是，对《FTF》的报纸基本概念不清。目前一些说得出来的观点是，这是一份“信息报”。中国文字含意深远，一个词汇的解释，非常难以准确定位，就如“文化”解释起来层出不穷，日常用用也就罢了，但是具体到一种指导方针则是不够的。

《FTF》的一句广告词：“打造XX省信息量最大的报纸”。唯独这个“信息”到底是指什么？因为这句广告语已经在和XX省的报纸媒体进行叫板了，难不成它们的报纸“信息”不是信息？只有《FTF》的“信息”才是信息？

追究“信息”的解释又会带来一通长篇大论，取某权威网络的解释（本人“生性亦懒”每每从网上找现成答案），核心是：“信息（Information）是物质运动规律总和”，又：“新闻是一种资讯，资讯是一种信息”。至少看得出，有新闻的报纸媒体就有“信息”。以沿海城市，经济高度发达的主流媒体，那一个不比你这张小报“信息”量“大”？

当然有人会说：“哪个人吃得嘎空，与你一般见识？”然而现在毕竟是经济社会，各行各业的竞争越演越烈，即便是主流媒体日子也不好过，它们何以愿意分一瓢羹给你？俗话说：“人无远虑，必有近忧”！报纸毕竟是面对公众的，无端标以“信息量最大”尽管加了“打造”这个模糊概念，公众是否认可？

由此及彼，对“信息”一词的兴趣，引导出对“信息报”概念的兴趣。近几年来，国内报业同行，引进“分类广告”的概念非常频繁。以笔者认为《手递手》即为一份“分类广告报”，那份俄罗斯报纸也是一份“分类广告报”。因为它们符合“分类广告”的定义（非业界统一的标准定义）。

“分类广告”的概念，见诸网络：“……简而言之，就是将众多小面积广告按一定标准分类后的一种广告集合形式。具体什么是分类广告，目前业界还没有统一的标准定义。”为什么见到《手递手》而不能明确界理解是一份“分类广告报”呢？这里有一个“专业”和“非专业”的区别。

以国人目前，往往见到“广告”便产生出一种排斥的心态。所以对“广告”往往也会采取一种变通的方式，尤如“软文”等等。一些专业的“分类广告报”很少会开宗布公的宣称是一份“广告报”。但如果是专业的眼光，会很清楚知道“它”是“分类广告报”。

《FTF》至所以进展情况不甚理想，和它对自己的定义不清楚有很大关系。《FTF》参照了《手递手》提出一个“个人信息，免费刊登”的理念。这个创意非常高明，它使报纸和读者之间形成一种“互动”。但是“个人信息”见诸报端以后，也是一种“广告”，同样“广告”也是一种信息。所以加了“个人信息”并加以分类，也是“分类广告”。当然为了取悦公众，将“广告”和“信息”混淆一下，也是一种技术处理，但是作为专业人士，应该很明确的把《FTF》定义为“分类广告报”。

说了这么多，无非是想说明《FTF》内部人士，应该定义这份报纸为“分类广告报”，对公众的宣传则可以定义为“分类信息报”。不知道这样绕来绕去，能否取得认可？

如此说来，把广告词改为：“打造XX省分类信息量最大的报纸”就有说辞了，因为《FTF》是以“分类广告”为主要内容的报纸。

二、

“分类广告”能吸引公众，网络媒体的评论大致是：

“报纸分类广告规格短小、价格低廉、信息丰富、行业细分，便于满足广大中小企业和消费者的信息需求，近年来异军突起。”

“报纸分类广告的内容与日常社会经济生活紧密联系，通过报纸版面的科学分类，不仅便于读者对信息的比较选择，而且便于为客户的广告投放和营销推广提供有效的服务，能够实现广告主和读者双方需求服务的最优化。”

“与其它广告版面依靠设计创意来吸引读者不同，分类广告能够吸引广大广告主和读者主动阅读。”

以目前《FTF》现状，并没有把“分类”的文章做好。这里有多方面的原因，首先是意识问题，前面已经多有涉及。《FTF》目前只对“个人信息”进行了分类，而没有把“个人信息”与“商业广告”整合在同一个分类体系下面，达不到“通过报纸版面的科学分类，不仅便于读者对信息的比较选择，而且便于为客户的广告投放和营销推广提供有效的服务”

假以时日，这个问题必须解决。

对已经形成的“分类”加以“科学分类”的理念，明确本土公众最关心的热点，以通常分类为参考，形成科学体系。目前二级目录形式，不能满足需要。

在体系形成后，为公众提供清晰、方便的目录索引，这一点俄罗斯报纸做得很好，遗憾的是笔者不懂俄文，但是它的索引还包括字母索引（可以作为参考，毕竟象形文字也有一定的局限性）非常清晰。《手递手》的索引效果不太理想。

只有提供了科学方便的目录索引，才能 “吸引广大广告主和读者主动阅读。”

三、

笔者留意到本土有类似报纸（DM）：《前程无忧》、《XX堂堂广告》、《XX都市广告》、《资讯零元》、《XX生活向导》（目前还是外埠，有消息说九月份在本土投放）等。感觉最差的是《XX生活向导》，简直就是街头“牛皮癣“的集合，这也许是和地域及文化有关。近期《FTF》在酝酿改版，但由于思路不明、措施不得法，版式设计有可能走向局部类似《XX生活向导》形式。

本土有一流的设计院校，并正在提倡“生活品质”，本土公众的审美观可以说是非常高的，一份报纸如果不贴近本土公众，难以被人接受。《FTF》已经走过一段不长的道路，对设计理念也曾经有许多非议，但是我总是相信“没有最好，只有更好”的理念。那种自我否定，低标准要求自己的想法不是竞争环境下的所为。

在这一点上，那份俄罗斯报纸足以给我们很好的借鉴。

四、

毛泽东曾经说过：“纲举目张”。以伟大的哲学家和艺术家，说这样的话必然是有道理的。《ＦＴＦ》的理念也应该参考这样的说法。

笔者认为，这份“信息报”广告语是“纲”，科学的目录构架是“目”，详实准确的内容是立身之本。

前面说到的广告语“打造XX省信息量最大的报纸”，笔者已经点出问题，比较确切的应该何如呢？窃以为不如改为：“ＸＸ省第一份分类信息报”，或者“ＸＸ省分类信息第一的报纸”，理由是：

（１）大致应该不会弄错，ＸＸ省带有正式刊号的报纸中，专注于分类信息（广告）的报纸目前还没有，有的只是其中一块内容，不能占有主导地位。所以这个“第一”应该是名至实归的。

第一和最大的概念虽然有相通之处，“最大”自然是第一的，但是“第一”未必都是最大的，国人一般都比较迷信“第一”，以这届奥运会可以辅证：拿了冠军金榜提名，拿了亚军失声痛哭。

（２）这份报纸如果认可我以上的观点，应该很明确是“分类信息（广告）报”，同样这份报纸的受众，是对分类信息（广告）感兴的人。

美国报协的报告显示：“55%的成佳节又重阳人读者浏览使用报纸的分类广告，甚至仍有49%的家庭网络用户浏览使用日报的分类广告”。

CTR市场研究的全国读者调查(CNRS)数据显示，分类广告受众有以下特点：年龄集中在30岁左右；企事业/公司管理者和工人相对较多；大多拥有私房；经常光顾快餐店；广告态度非常积极。从分类广告的受众规模看，在全国36城市，关注分类广告的报纸读者约有397万人，在15-69岁城市居民总体中约占4.5%，表明分类广告受众群依然庞大。

分类广告在经济发达国家发展比较成熟，固然与其媒体产业高度发达的大环境有关，但更为重要的是国外的媒体充分挖掘了分类广告的各种功能。分类广告和工商广告不同的是，工商广告一般情况下是读者被动阅读，而分类广告大多是读者主动阅读，因此只要能够抓住读者的读报心理，提供相应的服务“投其所好”，分类广告在我国现阶段仍有一定的发展前景。

由于统计数据一般带有片面性，以上互联网上的统计信息也只能做为一个参考，本土的公众对“分类信息（广告）”的关注程度如何，不得而知。但是不管怎么说，明确提出“分类信息”是对有兴趣公众的直接表白，切中要害。

五、

《ＦＴＦ》的版式内容一直在调整，相对缺少理论支撑，往事已矣，多说无益。总结笔者个人观点，这份报纸内容宜采取分类信息（广告）+资讯的安排，理由是：

（1） 《ＦＴＦ》作为取得刊号的报纸，有别于DM。因为DM 定义是：“DM是英文direct mail advertising的省略表述，直译为“直接邮寄广告”，即通过邮寄、赠送等形式，将宣传品送到消费者手中、家里或公司所在地。”

DM是宣传品，我的理解就是“广告”。如果是广告，就不需要资讯，公众一看到DM就清楚的知道它是“广告”，排拆不排拆是他们的事情。但是作为报纸，在公众的眼里是相对综合的资讯，它承担的功能远远比“广告”要大得多。

《FTF》是一种推广“分类广告”的报纸，可以说是介乎于 DM和报纸之间的一种新生事物。所以对新生事物更需要研究它的特质，才能把握好它的生命。既然是混血儿，也就要考虑到它父母的基因，当然这种基因的占有比例也许是不同的，就好像有的混血儿白色基因多一点，有黄色基因多一点，有的黑色基因多一点。在有意识培育混血儿的时候，要把握好基因的度，才能为我所用。

（2）《FTF》这样的报纸要取得公众的认可，仅仅依靠那部分对“分类广告”有兴趣的读者还是不够的。据互联网调查：“在上海市区对报纸读者的定量研究却发现：接近30%的读者“很喜欢这种集中提供信息的广告形式”，其他大部分读者是“需要此类信息时会翻阅”，“从来不看这种小广告”的人只有16%；而同样的这些被访者中，投放过分类广告的人(包括代表公司投放和个人投放)仅占总体的2.2%。”

所以还需要培育更多的读者，资讯这一符合现代公众阅读习惯的方式不应该摒弃。

（3）资讯是为了适应公众传统的阅读习惯，那种“广告”没有上“资讯”的做法，是一种不负责的做法。资讯应该做为一个长期稳定的栏目来做才能取得公众的认可。同样资讯的内容也应该建立自己的品牌，做到有特色，有深度，抄抄互联网上的文章约绝非是一个好的方案。

（4）回过头来，《FTF》最终的目的还是做“分类信息（广告）”。所以前期的目录一定要做好，复盖面要大，使公众认为所需尽在《FTF》。这既有思路的问题，又有投入成本和人力的问题。

盲目参考其它刊物、不考虑到本土公众习惯、没有重点和特色是一种简单思维的方式，不利于《FTF》的发展。

六、

《FTF》报有这样一条广告语：“个人信息，免费刊登”。前面已经对“打造XX省信息量最大的报纸”的广告语提出一些看法。广告语不限定在一条也未尝不可，但是那条做为主打的广告语，和辅助广告语，应该有一明确的认定，不然公众在看广告语的时候，易造成混乱，进而对报纸产生不良的影响。主、辅之间的使用应该有一个明确的规范。

以笔者认为，“个人信息，免费刊登”不易作为主打广告语，因为它涵盖的内容并不是全面的，只能说是局部的内容。

“个人信息，免费刊登”还是有问题，也是老生常谈啦，“信息”“信息”究竟为何物，公众对这个“信息”的认识程度如何？有网络上的议论说：“……所以分类广告又称为‘需求广告’”（ 樊传果/文，http://media.people.com.cn/GB/22114/45733/66324/4504891.html）。窃以为，不如改成“个人需求，免费刊登”来得更加简捷明了。

1957年，我随父母蒋礼鸿、盛静霞由体育场路462号的浙江师范学院教工宿舍搬到杭州大学道古桥宿舍，这座桥一直伴随着我成长。

道古桥是一座水泥建筑的桥梁，桥栏很矮，矮得依现在的标准肯定不符合安全要求。南面的桥栏内侧有条水管，粗黑的铸铁管很是醒目。桥身也不太高，坡度不大。是条再也不起眼的桥梁。桥梁跨经的杭徽路（现在叫作西溪路），是一条黄沙铺成的道路，现在称之为“马路”，晴天尘土飞扬，雨天一片泥泞。路边是大片的稻田，有零星的土地上长满了瓜果蔬菜，别有一翻田野风趣。

道古桥横跨杭徽路上，下面流淌着一条不知名的小河，在道古桥北不到20米的地方与沿山河交汇。这条不知名的小河发源地在宝石山麓西面，源头是“白沙泉”。白沙泉是一个石彻的泉眼，上面有康有为题写的“白沙泉”三个字，泉水清清，一直来有许多人到白沙泉取水。涓涓细流汇成小河，童年的我还在小河上看到过摇橹的船娘。小河弯弯流经农田，河两岸垂柳轻拂，还长着一种名曰“茭藕”的植物。时值60年代三年困难时期，众生的生机大成问题。杭大中文系教授蒋祖怡夫人，著名科学家钱学森的表姐沈月秋将茭藕的块茎磨成粉，做成茭藕粉，供我们小孩充饥，对我们来说实乃人间美食也。

和这条小河交汇的沿山河源自西溪，直通松木场的大水系。当年的松木场河道交叉，碧水连天，众多船只在松木场行进木材、蔬菜的交易，煞是状观。我们一帮小学生每每路过松木场，可以看到鱼船上的鸬鹚，水底的甲鱼和下水道出口处密集的白条鱼。松木场现在已经只是一个概念，遗存在保俶路、体育场路交叉口的雕塑小品，远远不能体现当年的盛况。

道古桥和这条不知名小河的消失，源自于80年代。80年代后，由于改革开放，这一片的土地被大量征用。原先小河环绕的那片土地，是稻田和牛奶场，以后逐步兴建起了世界贸易中心、饭店和农居屋。建筑的兴起给环境造成很大的损坏，小河变得越来越肮脏，水流越来越稀少，终于有一天小河被预制板所覆盖，道古桥也建成平行于路面的现状。当您走过西溪路和杭大路交叉口的西侧，或许你并没有意识到，你是在通过“道古桥”，因为道古桥已经不象旁边的“跑马桥”竖立在河面上，它只是默默的承担着桥的功能，那个不起眼的出水口告诉您，那是一座“桥”。

50年代兴起的杭州大学，校园在天目山路北（天目山路的建设晚于杭州大学），南有沿山河，东有西溪河。南面建的教工宿舍叫作“道古桥宿舍”（也许以前在地名上没有什么限止，）。以后随着杭州大学的扩大，西溪河东的教工宿舍人越来越多，为了有所区分，将道古桥宿舍称为“河南宿舍”（在沿山河南），西溪河东的教工宿舍称为“河东宿舍”（在西溪河东）。也许以后地名越来越正规了，“河南宿舍”最终定名为“杭大新村”，“河东宿舍”定名为“文三新村”。

“道古桥”在老杭大人心中始终有着不可解的“心缘”。每每遇到老杭大人，都会习惯性的提到“道古桥”三个字，只要是知道“道古桥”的，就会自然而然的拉近距离，往事就象源源不断的河水流趟。

秦望是一座山，

秦望在之江边上。

之江就是浙江，

浙江就是钱塘江。

之江边上有一座秦望山，

秦望山面向之江，

秦望山上原有一所大学，

叫之江大学。

之江大学有一对年轻的夫妇，

有一天他们生下一个小孩，

那小孩就是我—““秦望之子”。

之江边上的秦望山，相传是秦始皇南下江南时，用来系船缆的。但这座山究竟是否象传说那样，有多种不同的说法。一说，秦望山有多座，有绍兴的秦望山、昆山的秦望山和杭州的秦望山。二说，秦始皇系缆在杭州宝石山，有系缆石为证，又有人考证杭州的秦望山实为杭州凤凰山。

但起源于1845年，建校于1914年的之江大学确确实实耸立在这座叫作“秦望山”的小山上。还有一个问题必须要说明的，之江大学，或者经院系调整以后的浙江师范学院部分院系（当时这些院系驻扎在原之江大学的校园内），有许多人习惯性的把这座“秦望山”称之为“之江山”，这是因之江大学的缘故。

我父亲蒋礼鸿，原籍浙江嘉兴，因家境贫寒，入读教会建立的嘉兴秀州中学。是因为秀州中学对贫困子弟收取的学费比较优惠，再加上有一套勤工俭学的方式，可以免去家里的一大部分开支。中学毕业后，由于成绩优秀，又被保送同样是教会办的之江大学。

1965年的时候，我在杭大附中就读（杭大附中最早是杭14初的前身，以后成立了杭大附中，又曾经更名为浙师院附中，以后再改回杭大附中，文瑞脑消金兽革后期又改为“学军中学”。学军中学的更名是为了和杭州大学脱离关系，但是我们一些原来的附中人始终把“杭大附中”挂在嘴边，就好象一些原杭州大学人自四校合并成“新浙江大学”后还自称为“杭大人”。）那年学校成立了阶半夜凉初透级教育展览馆，展出一些“革干子弟”父母的军功章一类的纪念物品。当时学校组织参观，事后我写了一篇作文，讲述父亲在嘉兴秀州中学和之江大学靠领取奖学金儿出售金质奖章完成学业。这篇作文写作后，当初作为重大事件报告给教育局，我的班长职务随之被解除，据说还要开除我的学业，因为有些好心的老师从中斡旋才得以保住学业。

父亲蒋礼鸿在之江大学师从著名学者钟泰、夏承焘、徐昂等，毕业后留校任教。母亲毕业于前中央大学，师从吴梅、唐圭璋、钱子厚诸师。抗战期间，母亲随前中央大学迁移到重庆。后经钱子厚先生介绍父母相识，父亲不远万里赴重庆并和母亲立下婚约，在前中央大学任教。抗战胜利后，父母随中央大学回南京，不久因中央大学中文系主任胡小石对父亲不满，他们夫妻双双于1947年回到杭州之江大学。

1949年春，解放的炮声已经隆隆在杭州上空响起，钱江大桥作为国共争夺的重要阵地，进入了战斗白日化的地步。之江大学上空枪弹飞舞，据张程鹏先生考证，中国人民解放军就是从之江山边的小路上进入杭州市区的。此时之江大学的教职员工都躲进防空洞里，我姐姐盛逊只有两岁，饿得嗷嗷大叫，父亲不顾头上枪淋弹雨，冲出防空洞为姐姐寻找食物，书生之气荡然无存。

我父母都是纯粹的读书人，姐姐出生后因为不会带孩子，闹过不少笑话，甚至把姐姐送给母亲的好友饶师南作为女儿，后因姐姐在饶家不习惯，又被抱了回来。

自打这以后，父母就决定不再要孩子，并且采取了避孕的方法。但是避孕也不是万能的，用母亲盛静霞的话说“一不小心就有了蒋遂！”之江山起起伏伏，父母在上课时都要经过不少的山路。母亲在山路上曾经摔过三跤，所以在分娩时，脐带在我脖子上缠了三圈（那时的医疗水平不像现在，没有B超等先进的设备），幸好医生的医术高明（据说是一个外国医生）把我倒吊起来，在屁股上拍了半个多小时，我终于啼哭出来到人生的第一声哭声，此时是1952年3月8日。我想父母将我的名字取为“遂”，是希望我一生平安顺遂吧。

现在回想起来，人生真的是十分的玄妙，如果不是那位外国医生，也许不会有我的今生今世。

我从1952年出生，到1955年全家搬到杭州体育场路462号，在之江山上度过了三年的时间。这三年时间对我而言，映象自然是十分的模糊。脑海中留下不多的记忆有之江山上的十间头，这是之江教师宿舍，我家住在靠西面的二楼，房子是前后两间，自从搬下山以后，我一直有一个想法回到之江山看一看，但这个愿望始终没有实现，否则我可以去考证一下，十间头的房子结构究竟是如何的。我家还住过之江的红房子，记得一个夏天的中午，我在房间睡觉，醒来后看到一只大黄狗窜到厨房里，我居然没有感到害怕。

之江山上有许多野狗，记得有一次晚上，我家和住在楼下的何思成一家孩子在楼梯里放了一些食物，等野狗进来吃食，野狗钻进来的时候把系在门把手上的绳子一拉，野狗被夹住了脖子，嗷嗷乱叫，最终挣脱了出去。

原先家里有一张我坐在之江“情人桥”边的照片，岁月流失，这张照片也不知道在何时遗失了，只记得是一个腼腆的小孩坐在石条几上。之江山的情人桥在网络上有照片和报道，但是已经不是我记忆中的情人桥了。母亲说我在之江山上进过幼儿园，第一天很老实，第二天也很老实，老师说这个孩子很听话，但是到了第三天不知何故就和别的孩子吵进来了，居然还一口咬住了对方的嘴巴。

神交：“忘形之交。心意投合，相知有素的友谊。” 出处：晋·潘岳《夏侯常侍诔》：“心照神交，惟我与子。”

常有“神交久远”之说，其意为“神交”必定有一种感情的积累，再者是经过时间的考验，这种“神交”才是值得称道的。

然而在互联网时代，信息的大量快速传播，使得一些常规的观念产生了积极的变化，我与宋一洲兄的交往可以说是打破了惯例，用一句话说，就是“神交未‘久远’”。

某日，在网上偶而看到一幅国画山水《野渡》。一叶扁舟侧卧树荫，其泼墨神韵，聊聊数笔，润吮着生命的气息，空气中充满着水气，通透而虚幻……细查之，该作品获“世界遗产杯”国际书画大赛展金奖，果然不同凡响。

爱屋及乌，自然要对作者进行一番搜寻，方知此番搜寻竟然搜出一位故旧。作者宋一洲，号抱空子，著名山水画家、书法家，1962年6月生，杭州人，1983年毕业于杭州大学中文系。一洲兄自述在杭大师承蒋礼鸿等名家。现在谈“师承”者已聊聊，除非是为了出名，拉几个名人给自己撑腰的。一洲兄画风简淡高古，神气逸远；视其容貌浓眉大眼，一身正气，我素有相貌取人之好僻，心想一洲应该是可交之人。须臾通过网络找到一洲的联系方式，一通电话过去，打出“蒋礼鸿之子”的牌子，一洲兄立即在电话那头热烈响应，之后约好时间登门拜访。

相见、寒暄、倒茶、递烟，自不待话下，谈资自然是从一洲在杭大学习生涯开始。在杭大中文系，一洲时任学习委员，系里交给他一个特殊任务，即父亲蒋礼鸿去班级上课时，由于要从道古桥宿舍直达中文系所在的西溪河下（现总工会的驻地），请一洲在杭大北门口接送父亲。系领佳节又重阳导姜新茂特别关照一洲一定要准时到达，一洲说父亲总是准时出现在北大门。这不由使我想起，原中文系书记孔成九曾经说过：“蒋先生就象钟一样准确。”一洲的话从另一个侧面印证了父亲的风格。一洲深有感触地说：蒋先生那样的老先生，一生行事与做学问都体现在一个“诚”字上面。

     一洲出身书香门第，祖籍江苏溧阳，世居杭州。祖上曾任近代杭嘉湖道道员、浙江官书局提调，与晚清国学大师俞曲园、章太炎等共事交游。自幼家学熏陶，酷爱国学。十二岁起师从西泠印社社员、著名书画篆刻家陈仲芳先生学习治印，兼习书画。十六岁起发表作品，参加省市书法篆刻展览。大学期间，撰写发表不少印论文章。后转益多师，探古窥今，进行大量创作实践及杭州本土文化研究。广览书画史论，心悟古人妙诀，得造化涵养，以 “读万卷书、行万里路”为指归。足迹遍布黄山、泰山、庐山、华山、恒山、峨眉、青城、天山、武夷、太行、吕梁、五台、九华、崂山、井冈山、张家界、三清山，祁连山、玉龙雪山、长江三峡、黄河壶口、黄龙九寨沟、内蒙草原等众多名山大川以及美欧非亚等海外诸多胜境。兼作散文随笔，常发幽隐之思。

一洲的作画，关键是“心中有意境，笔下有风云”，用他自己的话说：“余每作画，无不先有意境，而后落笔。”也就是说要贴近生活，将生活作为创作的不竭之源泉，这样才能创作出人民群众喜闻乐见而又独具品格的作品。

有话云：“酒逢知己千杯少，话不投机半句多”，一洲给我的感觉是相见恨晚，乃一豪爽之人。虽然混迹在文人雅士之圈内，却少那种穷儒酸气、孤芳自赏、心胸狭窄之弊病。所以一洲的画画得好，好就好在是一种直叙心境的挥洒，没有半点虚假。